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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走四方K线形态就是指：股价连续4天高开低走、低开高走交替进行，可能会有长上影线、也可能有长下影线、也可能某天穿头破脚K线都有。具体走势图形可以去搜索K线图，走四方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洗盘方法，已经被市场某些主力所采用。

投资者在识别“走四方”形态的条件有：一般出现在股价上涨的初期，股价可能刚脱离底部，多方暂作歇息，所以通过走四方形态洗盘。“阴线走四方”就是连续四根阴线，“阳线走四方”就是连续四根阳线，相同点是成交量会递减呈极度萎缩的走势。KDJ指标黄金交叉，最好结合55日均线使用，若股价开始向上拐头，并站上13日均线或34日均线上，效果更佳。即“走”后有量，则“四方”成立。

1、股票市场是已经发行的股票转让、买卖和流通的场所，包括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两大类别。由于它是建立在发行市场基础上的，因此又称作二级市场。股票市场的结构和交易活动比发行市场（一级市场）更为复杂，其作用和影响力也更大。股票市场的前身起源于1602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河大桥上进行荷属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买卖，而正规的股票市场最早出现在美国。股票市场是投机者和投资者双双活跃的地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寒暑表，股票市场的不良现象例如无货沽空等等，可以导致股灾等各种危害的产生。股票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变化的。中国大陆有上交所和深交所、北交所三个交易市场。

2、股票流通市场包含了股票流通的一切活动。股票流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股票发行者创造了有利的筹资环境，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计划和市场变动情况，随时买卖股票。由于解除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它们可以放心地参加股票发行市场的认购活动，有利于公司筹措长期资金、股票流通的顺畅也为股票发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股票流通市场的活动，可以使长期投资短期化，在股票和现金之间随时转换，增强了股票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股票流通市场上的价格是反映经济动向的晴雨表，它能灵敏地反映出资金供求状况、市场供求，行业前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进行预测和分析的重要指标，对于企业来说，股权的转移和股票行市的涨落是其经营状况的指示器，还能为企业及时提供大量信息，有助于它们的经营决策和改善经营管理。可见，股票流通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夫星临位是什么意思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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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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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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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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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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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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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午时，桃花坐命，常欲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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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寅时，聪敏至贵，学富五车，英杰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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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辰时，才储八半，少得贵人。

生于巳时，阴雾不开，闷气沉，缠身不脱。

生于午时，胆才过人，为国栋臣，建大业奏奇功，时退如原。

生于未时，天送之喜，挂马之名，虽有风波险境，月德照临，逢凶化吉，百事可成也。

生于申时，命坐驿马，忠心报国。

生于酉时，聪慧过人，丰衣足食。

生于戌时，华盖坐命，临机应变，奇巧才能，他日光门耀祖。车马往来，文武客也。

生于亥时，衰弱枝叶簿，虽有才能，一时荣华，终日有败也。

肖兔之人

生于子时，迎新送旧，一片生机。

生于丑时，必是远乡客，时有不明不解之事。

生于寅时，性燥心乱，必有亡神之处境。

生于卯时，大材大用，千里威声，名扬四海。

生于辰时，阴雾不晴，一时不得出头天。

生于巳时，命带驿马，终朝奔走四方，求名求利，孤单难归。

生于午时，夫妻贤美，有难得救，临危无事耳。

生于未时，聪敏出众，文才兼能，飞来不测之事，宜慎重可也。

生于申时，时浑沉不乐之病，但有月德照临，幸无大害矣。

生于酉时，时有破碎之难，空虚之苦。

生于戌时，紫徽星临命，虽有王灾不幸，终是逢凶化吉。

生于亥是，白虎星坐命，必有困苦这境，宜慎重为事耳。

肖龙之人

生于子时，事业顺利，大展鸿图，诸事吉顺，终可成功。

生于丑时，吉星高照，求谋大事，喜笑美满，顺时退之，而忍性做事，终日善矣。

生于寅时，天南地北，终日少时归家，命犯天狗星，凡事小心。

生于卯时，生性浑沉，需用......>>

问题四：什么是夫妻宫 夫妻宫”又称“奸门”，指人的眉毛尾端到太阳穴这一段皮肤，古时有说法如果奸门有瘕(刀疤，胎记，痔之类的)会让夫妻生活不和，感情受挫。　紫微星在夫妻宫以下仅为个人观点：紫微星临妻宫，主妻子性情高傲，有丈夫气概，必须迟婚，但能偕老。如会照破军，婚前招遇破坏，困难周折。如临辰戌二宫，主夫妻情份淡薄。遇破军再与天刑、擎羊、陀罗、火星、铃星、空劫相会者，主刑克，三妻之命。与天府同宫或会照，主白首偕老。与天相会合，小配为佳。与贪狼同度，如有吉星扶持，虽有周折，但可免刑克。天机星在夫妻宫宜小配，须相差三岁以上，主性情机巧。会太阴，主有贤妻内助，而且美丽。会天梁星，则反宜长配，或则小六岁以上。有煞星，须迟娶或订婚後生变化。与擎羊、陀罗、火星、铃星、天刑、化忌会合，主刑克。会天梁星，若不迟婚，或男女方不在结婚前与第三者曾解除婚约，或已发生过恋爱变化者，则主生离或离婚。太阳星在夫妻宫太阳星临妻宫，主妻子性情爽直，有正义感，性急有丈夫志。入庙聪明慈祥，但须迟婚，早婚有刑克。会太阴星，主有贤美的妻子。太阳落陷化忌者，妻子性急多疑（女命则主刑克或丈夫有灾疾）。会照擎羊、陀罗、火星、铃星、空劫、天刑者，主刑克生离。逢破军，非礼成婚。女命太阳星缠夫宫入庙者，主嫁富贵之婿。落陷化忌者，难求满意之对象主刑克。有陀罗、火星者，初时热恋，终成冰炭，以继室、迟婚或非正式结婚为宜。凡太阳星落陷、化忌、会煞星者，元配夫妻不能白首偕老。遇四煞、破军者，非礼成婚。武曲星在夫妻宫武曲星临妻宫，主刑克，生离再婚(2张)。入庙者，迟婚可免，以同年龄者合合格。入庙会吉星及文昌、文曲、化科者，主妻子贤能。有禄存、天马者，因妻得财。会天姚星以竹目然相识，自由恋爱者，始能配合。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必生悔恨，非克即离。遇七杀、破军者，三妻之命。武曲在酉宫，遇擎羊、陀罗、火星、铃星、破军、七杀者，主有意外灾祸，或因妻子而破财。女命武曲星临夫宫会煞星、破军、化忌者，主再嫁或继室偏房，否则刑克极重，或无子女，或丈夫有不治之症，或丈夫不能人道，或肺病、吐血等症。天同星在夫妻宫天同星在妻宫缠度，必须迟婚，方能偕老，或在早年已经订婚手续後，已解除婚约者为宜，否则多变动，三妻之命，妻子必须小配可免。若天同星临陷宫再会照擎羊、陀罗、火星、铃星、空劫、天刑者，主分居两地，或离婚，或刑克病重。与天梁星同度，离婚後再娶相貌美丽之女子。天同星临妻宫以同居不举行结婚仪式者可免离异。女命天同星临夫宫，有吉星扶持者，可免离婚。逢擎羊、陀罗、火星、铃星、化忌者，宜继室、偏房或迟婚，否则远离或徒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空有虚名，或则离婚再嫁。有天刑者在夫宫而落陷者，都有刑克不利。会照巨门，更主口舌连连，精神不痛快。廉贞星在夫妻宫廉贞星临妻宫，有吉星扶持，会天府星，性情刚强者，免克。无吉星者，分居、生离或离婚。化忌者，离婚再娶。落陷者，三妻之命。逢破军、七杀者，亦主离婚不和，否则刑克。会擎羊、陀罗、火星、铃星、天刑者，主刑克，或因男女事发生讼词争斗等情况。化忌者，更主因男女事发生口舌烦恼。女命夫宫廉贞缠度，主刑克、分居或继室为宜。会照煞星恶曜，以偏室、同居可免刑克，否则结果不佳，或有夫徒负虚名。天府星在夫妻宫天府星临妻宫，主得贤慧之妻，因妻得助。若天府星落陷，或逢擎羊、陀罗、火星、铃星、空劫者，主宠妾灭妻，二妻之命。如会吉星者，则与妻子虽有分离之事，但仍如离非离，如断非断的意味，因为天府乃厚诚之星，少刑克之灾。女命天府星临夫宫者，主得情感丰富，英俊有为之丈夫，以丈夫体格雄壮、肥胖......>>

问题五：在大六壬中"用起上克下"是什么意思? 三 大六壬分析时的几大要素：

六壬有纲，犹如衣之有领；推断必须要先把握住纲领要点。六壬预测的纲领：

1：四课 2：三传 3：占时 4：年命 5：行年

古人二字诀“卜人十件莫移时，三传日辰并来期，行年太岁合并命，见其二字决凶疑。”

注：三传为三件、行年、本命为二件；太岁、来方、日上、支上、正时，共十件。占课不出十件物事，其吉凶日上、三传、本命、行年六处最主要，外四事亦可参考！另，地理方位也不可不辨，由此，天时、地理、人和，全面分析，精确度会大大提高。

四 四课三传和发用

第一 四课加临分析

六壬太极生两仪，就是天地盘；两仪生四象、就是四课。两仪在动静之间，即将产生事物。

日上两课，支上两课；干上所得之神叫干上阳神，为第一课，为日阳；干上阴神为第二课，为干阴。支上所得之神为第三课，为支阳；支上阴神为第四课，为支阴。

四课是事情双方在目前状态或某特定状态下的一种静态模式！

四课为事物形态已具，主客己定，彼我已分。根据预测事物的不同，表达的意象也不同，一般以日上两课为主，以支上两课为宾！日上辰上分别代表双方的气场、想法等，以支上对日的关系，日上对支上的关系，以及支上对日，日上对支的相互交叉关系综合判断双方的态度、影响！

又以阳神为显露的、外表、表面的想法或处境、运气；阴神为隐藏的，内部的、实质性的想法或处境、运气。阴神也参与对日、支的影响，阴神会直接影响阳神，对阳神直接发生生克关系，例如日干阳神生日，阴神克制阳神，为生之不起，阴神落空，为生助落空！

以四课分主宾、内外：

主宾：

凡日课为主，为我，为尊，为天，为己，为人，为动，为远，为高，为大，为夫，为表，为男，为大路，为既往，为主观因素等。

凡辰课为宾，为彼，为卑，为地，为物，为宅，为静，为近，为低，为小，为妻，为内，为女，为水路，为环境，为至处，为客观因素。

内外：

以日为外，辰为内，下神为内，上神为外！

以干上神是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运气、气场、事物或外人，支上为神为对他产生影响的运气、气场、事物或外人！上生下则利，我生彼则利他。

基本判断法则：

1：日上神生日，谓之益气。益气者，有益于我之气也；得之者，遇灾不凶，凡事皆吉，故曰：上神生我，为益气、为扶助，为我服务。

2：日生上神，我去生他，谓之脱气，脱耗于我之气也；得之者，事多脱赚，得不偿失，故曰：我生上神，为脱气、为劳心劳力，为我去扶住，为人服务。

3：日上神克日，谓之损气；损气者，有损于我之气也；昼为人损，夜为鬼损；旺相犹可，囚死难当。旺相为官，而君子得之；则为官星临身，进取求官，反以应吉。

4：日克上神，谓之制气；制气者，受制于我之气也。气为我制，则使令惟命，而惟命是从者，其先于财？故曰：我克者为财，然而得吉神旺相，方可言财；若将凶神死、内外刑战，则为财神受伤，反主伤财。

5：日上神生支，支上神生日，谓之人宅相生，彼此受益。

6：日上神克支，支上神克日，谓之交克，人宅相伤，宾主不睦。

7：日和支皆自生其上神，谓之上脱，则彼此被上人脱赚；上神来脱日或支，而上神的上神又来脱上神，则为脱上逢脱，其脱更甚，故曰：脱上逢脱多虚诈。

注解：脱为损耗，为失去，有脱泄、骗盗之意！

日生支的上神，支生日的上神，谓之交脱，主东得西失，辗转脱财。

9：日上神合支、支上神合日，谓之交合；日上神合日、支上神合支，谓之互合。惟宜和合圆成，不利解脱分散。但合中有刑有害有克，是为合中犯杀，为蜜中砒，为笑里藏刀，需要仔细审辨！

10：日上神墓日，谓之戴墓又曰华盖覆日，如入暗室迷雾，凡事昏聩、暧昧，旺墓犹可，休囚更甚。墓神覆......>>

问题六：如何从八字看配偶相貌 如何从八字看配偶相貌、年龄等

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如何，八字中都有一定信息，无论男女对婚姻都十分重视，婚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是否幸福快乐，一个人事业再发达，如果婚姻不顺也不能算上一个美满人生，而有些人虽然一生过着清贫生活，但夫妻恩爱，这种欢乐与幸福是多少金钱也无法买到的。

第一节 如何看配偶的目貌

看配偶的信息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看日支，第二看配偶星。

日支为配偶官，因此日支临何十神?是喜是忌？日支是否有刑冲合害?都直接影响到夫妻关系。

配偶星即夫妻星，是代表具体的人，是喜是忌对婚姻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

我们提取有关婚姻信息主要从这两大方面着手，下面具体论述:

一、看配偶相貌

看配偶长相主要看日支与夫妻星临何五行。

(1)日支为子午卯酉主配偶漂亮端庄或有能力。

(2)日支为寅申巳亥主配偶相貌一般，人好说热情聪明。

(3)日支为辰戌丑未主配偶朴素、敦厚、相貌较丑。

(4)如果日支与月支相同不论日支为何五行都主配偶漂亮或能干。

除了看日支外还应结合夫妻星是何五行来综合参断。

(1)夫妻星(财、官)为火，主亮丽面红润。

(2)夫妻星为木，主人长得高，发秀、端庄。

(3)夫妻星为水，主人微胖，圆活面黑，人机玲，相貌一般。

(4)夫妻星为土，主人长得敦厚、结实个矮较丑。

(5)大妻星为金，主人长得白晰端庄。

如从日支角度看人长得丑，但夫妻星为火主亮丽。综合下来主人长得端正，不丑不俊，相貌一般。

如从两个角度看都丑，则人较丑。

总之要灵活机动，二者综合在一起看方能万无一失。

枭 财 日 印

例一：乾造： 乙 辛 丁 甲

亥 巳 酉 辰

日支酉，主漂亮，妻星为金主白晰端庄，所以妻子长得相貌俊俏，白晰。

食 伤 日 杀

例二：乾道： 辛 庚 己 乙

亥 寅 丑 亥

日支为丑，主妻子长得敦厚结实，人较丑，面黄，妻星为水，主人聪明，圆活胖，相貌一般，实际日主之妻体胖面黄，相貌平平。

劫 印 日 食

例三：坤道： 戊 丙 己 辛

申 辰 未 未

日支为未，主配偶长得丑，面黄、结实，官星为木，主人长得高，相貌端庄，实际其人长得面色红黑，相貌一般，长得结实，个头1．74左右，不高不矮。

食 印 日 比

例四：乾道： 戊 乙 丙 丙

申 丑 午 申

日支为午，主配偶漂亮红润，妻星为金，主白晰端庄，实际妻子相貌较俊秀，面色发红，个头中等。

二、自己与配偶年龄差距

在预测中，尤其是未婚男女，常会问：我找的对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如何去看夫妻年龄差距呢?主要看命局与适婚年龄段之大运十神倾向力来判断。

有的书上说，看命局中的十神倾向力大小来判断，这种说法不全面，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第一婚时，妻子年龄与自己相仿，第二婚的妻子年龄与自己相差很大，作何解释?仅凭八字会有很大偏差，因此还应结合适婚年龄那段大运，综合来看。

在命理上把官、印看作是年龄比自己大的；把食伤和财看作比自己年龄小的。结合八字及大运，综合看四柱中十种倾向是官生印还是食伤生财。若倾向于官生印的主配偶比自己年龄大，若十神倾向于食伤生财的，主配偶比自己年龄小，倾向力越大年龄差距就越大，若二者倾向力都不太大，配偶年龄与自己相仿。

三、配偶距离远近看法

看配偶与本人的祖籍距离远近也是未婚男女想提前了解的，这有助于未婚男女有目标、有方向地去寻找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

很多命理书上都是根据夫妻是在四柱命局中离日干的远近来判定的。即以日干为中心点，离日干最近的是日支，其次的月、时干，再次是年干，然后是时、日支，最后是年支。

由于八字各人......>>

问题七：恭请大师帮看下夫妻宫的含义 紫微斗数是讲究看三方四正的，单看夫妻宫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哦！

问题八：有哪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紫薇排盘什么意思~~谢谢了 命主(己巳)福气之蛇，有功名之征兆，伶俐聪明，夫妇命和，做事能遂心愿，财丰田足；女命衣良无缺，良妇之命。

己年生人武曲值星施号令，冷静刚毅，事事求是；执行官贪狼是情欲追求者，听命於刚直务实的武曲，执行的是直接单纯，枯燥乏味；所以贪狼自会设计出一套行为模式，让生活与行事都可兼之，且能独树一格；天梁学习星，热心好为人师，而一头热，因文曲化忌往往勿略外环境的变化，而不能与众人互动。

经济财富：

贪狼星临财帛宫，最喜与火星或铃星同缠，主富厚，主横发，或得意外之财。

财帛宫化禄入兄弟宫-赚钱之後帮助兄弟。

财帛宫化权入夫妻宫-财权落入配偶手中。

财帛宫化科入疾厄宫-赚钱较轻松、平顺。

财帛宫化忌入迁移宫-在外不顺，赚钱难，投资损失，花钱较吝。事业地位：

破军星入庙临事业宫，主武职显发，威震华夷。

官禄宫化禄入财帛宫-赚了钱再投资、资金足。

官禄宫化权入疾厄宫-责任感重，较劳心。

官禄宫化科入疾厄宫-工作轻松，看得平淡。

官禄宫化忌入子女宫-事业变化大，合夥不利。婚姻择偶：

紫微星临妻宫，主妻子性情高傲，有丈夫气概，必须迟婚，但能偕老。

天相星临妻宫，主得聪明贤淑，持家有方，以长配或亲上加亲为宜。

夫妻宫化禄入福德宫-配偶自己有事业，能帮助钱财、能享受。

夫妻宫化权入官禄宫-配偶在外掌权，以免得罪人。且自己掌经营权。

夫妻宫化科入迁移宫-配偶为贵人帮手，使在外较平顺。

夫妻宫化忌入疾厄宫-夫妻感情不佳，桃花多。体质健康：

太阳星临疾病宫，主人血压高、头眩、双目昏花，或目中有红筋，肝阳上升、头痛、大肠乾燥、痔疮便血、心火极重。

太阴星在疾病宫,主阴汾虚弱、阴亏。

疾厄宫化禄入子女宫-与子女缘佳，疼子女。

疾厄宫自化权-个性强且古怪、早熟。

疾厄宫化科入子女宫-与子女缘佳，疼子女。

疾厄宫化忌入奴仆宫-与朋友缘薄，因朋友而损害身体。子女后代：

天机星在子女宫,入庙二人，聪明机巧，庶生则三胎以上。

巨门星临子女宫，以迟得为宜。 人际交往：

武曲星在迁移宫,武曲会贪狼，海外作客，他邦得禄。

天府星临迁移宫，主出行得福，在外遇贵人。

迁移宫化禄入疾厄宫-在外如意，身心愉快、人缘佳。

迁移宫自化权-在外欲掌权，喜表现、易得罪小人，且个性强。

迁移宫化科入奴仆宫。

迁移宫化忌入疾厄宫-在外不顺，影响身心。

问题九：命犯孤廉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命犯孤廉：应为“命犯孤鸾”

孤鸾煞又叫 *** 煞，专论女命，以日柱见之方是，若日柱见，余柱又见与日支相同之支，更为不吉。

1、孤鸾煞主克夫，主再嫁，主守寡，若不离婚，夫必先亡。官星受伤，或日支逢冲，则会很早就会把老公克死。

2、戊申、甲寅日极克夫。若戊申日重见申字，甲寅日重见寅字，克死，有时还会连克数夫。其余乙巳日重见巳，辛亥日重见亥，丙午、戊午日重见午，壬子日重见子，亦主毒克。

对于婚姻不顺的文字描述，最为精彩的是神煞中孤鸾煞的应用。孤鸾煞主克夫，主再嫁，主守寡，若不离婚，夫必先亡。官星受伤，或日支逢冲，丈夫则会早死。阳见阳战，阴见阴伤，故戊申、甲寅日极克夫。若戊申日重见申字，甲寅日重见寅字，夫有伤病死之兆，有时还会连克数夫。其余乙巳日重见巳，辛亥日重见亥，丙午、戊午日重见午，壬子日重见子，亦主孤克。

命犯孤鸾煞，主婚姻不顺.。古歌曰：“孤鸾犯日本无儿, 一见官星得子奇, 运遇旺乡名姐妹, 临风惆怅绿楼时。”

“孤鸾犯日本无儿”就是说，命犯孤鸾之女，性情桀骜不驯，做事有板有眼，说话有理有据，一副巾帼不让须眉之相。男人见之心存忌惮，唯恐避之不及，何能有子女？“一见官星得子奇”，但是如果大运流年遇到官星，有情郎敬佩仰慕来合我，就会奇妙的生下子女。假如官星临身之时未能成秦晋之好，那么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运遇旺乡名姐妹”，说的就是蹉跎过了好时机，运行旺处，己身更加飞扬跋扈，男人就更加不敢近身，就只能和姐妹们在一起了。“临风惆怅绿楼时”，和姐妹们在一起说什么呢？就是抱怨老天不公，哀叹自己命苦呀。

解释到这里，其实破解的方法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有机会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生孩子。这样自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就不会整天盯着老公，也就没有那么多牢骚可发了，孤鸾凄苦的命运也就此而改变了。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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